经历过疫情后，你觉得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什么

2015年，当我们刚刚宣布进入4G时代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Facebook却在每周二开启了一项内部实验，将公司的网络状况调回到2G状态。

不知道当时望着网页打圈儿的工程师们作何感想，但这正是Facebook想要达成的目的。

实验指向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给40亿未能上网的人带去互联网”。在达成目标前，工程师们十分有必要了解在恶劣的网络状况下，人们使用自家产品的体验。

2013年开始，伴随着全球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互联网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网络的蛮荒之地，谷歌不遗余力地放飞携带网络信号的热气球，而腾讯则在自己15岁生日时提出：“腾讯未来的探索空间‘首先是连接一切’。”“互联网+”就是在这期间诞生的新热词。

Google放飞热气球

然而，无论是让非洲人民上网冲浪，还是给传统的企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做大声势的互联网企业很快就遇到一个考验——企业社会责任。

四年前，吴老师把它作为一个“开放性命题”，放在了《腾讯传》的结尾：

腾讯……正在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与此同时，他们所被赋予的公共责任也是一门尚未破题的课程。

分内事

在商业史上，这个命题很古老。

1970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

当企业管理者为社会利益采取某些行动时，他便会以怀疑乃至近乎苛刻的眼光审视这些举措——其中是否变相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是不是在搞噱头？

这种冷漠的观点在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学者们反驳弗里德曼只看到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回报，却没有看到基于此而带来的隐性回报。

关于这种好处，弗里德曼辩解说他承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商誉”作用。但依然没有脱离出他的脑回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完全符合企业自身利益支出的副产品。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但这一观念显然无法说服美国学者戴维斯，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额外付出”，而是一种必要的管理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来源于它的社会权力。企业在诸如平等就业、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拥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社会必然会要求企业运用这些影响力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如果蝴蝶扇扇翅膀就能引起大洋彼岸的一场海啸，如果大象起舞就会引发不必要的地震，那么蝴蝶和大象就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因此，当麦当劳在全球遍地开店的同时，由它扩张所带来的不健康饮食习惯，便成了它需要负担的社会责任。

作为因贩卖垃圾食品而牟利的企业，人们需要它提供更多的蔬菜产品、减少对含糖饮料的推销力度。

实际上麦当劳也这么做了，他们在面向儿童的开心乐园套餐里，移除掉碳酸饮料，只销售牛奶、水和果汁。

麦当劳开心乐园餐

薯条也有了更多的竞争者——沙拉、水果和蔬菜。

近几年，麦当劳巨额投入研发人造肉，亦是这一思路的传承。

与麦当劳相似，每个会因为自身产品带来不良影响的跨国企业都需要把这类负面影响纳入成本考虑，如排污企业考虑环保、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做好劳工权利保护等。

污水处理厂

而到了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鸿沟、网络沉迷、隐私安全、网络谣言/暴力等新现象出现，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企业更需要做好事前预防和管理。

比如今年美国大选，Facebook就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

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开始后的几天里，Facebook对社交网络的算法进行紧急修改，在News Feed（类似于热搜）中更突出地显示权威新闻，以减少在社交网络上病毒式传播的错误的选举信息。

从这些案例来看，无论是上个世纪蓬勃兴起的跨国企业还是当下发展成熟的互联网企业，许多企业的做法都越来越脱离弗里德曼的思路，而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分内事”来对待。

使命企业

2020年发生的一切，令这位诺奖得主的狭窄定义，处境愈发尴尬。

法国食品巨头达能在疫情期间设定了长期的社会和环境目标。股东们以压倒性多数批准相关计划，拟将这一目的写入公司章程，并建立一个治理架构以进行监督。

达能CEO伊曼纽尔·费伯戏称， 这一举措是“推翻了弗里德曼的雕像”。

在中国，弗里德曼带来的包袱显然要轻很多。抗疫期间，许多企业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好自己的现有能力，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服装生产企业加急生产防疫物资

2月8日，汽车行业最早尝试复工复产。

然而，在比亚迪位于深圳龙岗的工厂里，一个特殊的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24小时不停生产，为抗疫前线输送最急需的用品——防疫口罩。

7天造出口罩机，日产能达500万只口罩，令这家新能源汽车巨头又获得一个新的身份——当时全球最大的量产口罩工厂。

比亚迪口罩生产线

而在互联网世界，腾讯则掀起了“百团大战”。

百团的由来，指的是抗疫高峰期，腾讯内部先后有超过100支技术志愿团队奔赴前线作战。

企业的远程复工工具包、个人出行用的健康码、抗疫小程序、辅助诊断技术、科普辟谣、在线问诊等产品均是这些团队的作品。

腾讯AI筛查

看到这些振奋人心的举措，我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有了新的迭代：

第一代：对股东负责，保持增长和盈利。

第二代：根据日益扩大的企业影响力，承担起应有的善后责任。

第三代：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承担更多的社会使命。

第三类企业被称为“使命企业”。

然而，“使命企业”作为口号容易，达成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蓄势。

还是以腾讯为例。

2017年1月，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

微信小程序发布

在当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一款用于网络辟谣的小程序获得当年的腾讯内部的社会责任奖。到了2020年，当网络谣言成了新冠病毒的好帮手，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三年经验的腾讯，与世卫组织合作，进行信息辟谣和通报，阻止了“信息疫情”的暴发与传播。

与此同时，开源的远程复工工具包来源于腾讯云、企业微信等多年积累，辅助诊断技术离不开腾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凡此种种，都能寻根溯源到更早的某项技术开发。

因社会责任而迭代的组织

2020年已经承载了许多“元年效应”，但是否会是“使命企业的元年”依然需要时间验证。

但已经践行这个方向的企业，显然也不想浪费“战时”获得的宝贵经验。

2020年12月20日，腾讯推出“科技公益计划”。

在这个平台上，腾讯将逐步向全世界开放自家的技术以及人员，并寻求相应的公益项目加以匹配。

该科技平台建立 的初衷，正是源于“百团大战”的成功经验。

过去几年腾讯对于科技公益的尝试，多停留在“烤红薯效应”——就好比烤个红薯，余热就能把周边别的东西烤熟。

2014年，微信公众号每日平均新增1.5万个公众号。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认证的村级公众服务号“贵州黎平铜关村” 诞生了。借助公号，村里的政务可以通过服务号进行处理，农产品可以对接电商向外零售，离乡的打工人得以与家乡亲人进行更便捷的连线。

腾讯公益助力乡村经济

2015年，微信运动功能上线。一年后，由网友微信步数兑换的公益基金累计超过3.09亿元。

2017年，腾讯优图实验室宣布“走出去”，力图通过持续地向外进行技术输出，进一步提升团队的影响力；同年，优图天眼公益寻人为“牵挂你”防走失平台找回681名走失人员。

跨年龄视觉AI寻人项目

但“百团大战”后，腾讯的姿态更加“进击”。

“百团大战”是腾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力开源”，它令腾讯解锁了未来科技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组织范本——即通过有效的志愿者组织形式，让技术得以更好地对外传输。

科技公益计划的第一期，上线的平台重点落在技术和项目案例展示上，与此同时，还将开放一部分志愿者的服务时间，以此来与有需要的机构进行交流。

未来二期三期，类似的“供给侧改革”还将继续深化。

技术方面，将从腾讯内部拓展到伙伴公司，将从技术人员拓展到企业家。与此同时，组织方式上也将引入志愿者激励体系，以保证更好地对接需求和项目。

但欢欣鼓舞之余，企业仍需要保持清醒：选择做对的事情容易，但选择不犯错同时又想做得更好，对企业而言，是比商业化更大的考验。